西晋的兴起及制度（1 / 2）
西晋的兴起及制度
特些声明：本文转自《中国魏晋南北朝政治史》
（一）西晋的建立及其政治制度
1.西晋的建立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权臣司马懿发动政变，诛杀执政的曹爽及其党羽，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操纵朝政
他们先后击败了王凌、毋丘俭、诸葛诞等亲魏势力的武装反抗，诛杀与其不合作的朝廷大臣与名士，笼络朝中权贵，任意废立皇帝，并趁蜀汉衰弱之机将其消灭，司马氏的地位日益巩固。魏元帝曹奂延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昭由相国、晋王建天子仪仗，设晋国官属，取代曹魏只是一个时间选择的问题了。
延熙二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其长子、晋国王太子司马炎（公元236—290年）承父、祖遗业，继为相国、晋王。九月，以魏司徒何曾为晋国丞相，镇南将军王沈为御史大夫，中护军贾充为卫将军，议郎裴秀为尚书令，魏只剩下一个名号。十二月，司马炎用曹魏代汉的办法，登坛祭天，受魏“禅让”，取得帝位，封魏帝曹奂为晋陈留王，以晋为国号，改元泰始。
历史上为了把这个以洛阳为都城的政权同随后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的司马氏政权区别开来，因洛阳位于建康西北，称之为西晋。
2.西晋的政治制度
西晋的政治制度上承曹魏，别有创新，有些为东晋南北朝所奉行，深刻地影响了西晋一代及其以后的政治。
（1）三省制度的初步确立
西晋代魏，同曹魏代汉一样，以王朝禅代的方式和平地进行，曹魏时的显贵大都成为新朝的开国元勋。
司马炎称帝后，模仿古代名称，杂采近代制度，同时设置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名号，号称八公，以宠待勋臣贵戚。
其中太尉、司徒、司空虽沿汉魏仍有宰相之称，但除了司徒还拥有掌管州郡中正对士人乡品的品第职权外，与其他五公一样，几乎都是尊宠虚衔。
由于曹爽及司马氏父子先后操纵曹魏政权时，都利用尚书机构发号施令，使汉魏以来权力日益上升的尚书机构在西晋时取得了朝廷大政的决策权。尚书台（省）以尚书令、尚书仆射主掌，西晋初尚书台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度支、屯田六位尚书，后又改置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书，六尚书分掌三十五曹，各曹以郎中负具体责任。
尚书台长官尚书令、尚书仆射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职权上，都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的真正宰相，有时皇帝还特置录尚书一职以委任权宠，全极处理尚书台事务，太常等九卿及地方官员，均奉尚书台命令行事。
曹魏设置的中书省长官中书监、中书令不仅掌管诏令、文书的撰定，而且参议政事，地位、声望都较曹魏时期大为提高。门下省长官侍中、散骑常侍等既保持其在皇帝身边为皇帝提供政策咨询的权力，又获得审查尚书机构上行下达的文案的职权，权力增重，这样，三省基本上取代汉代的三公九卿，成为中央皇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机构
（2）分封制的演变
分封制是西晋政治制度中一个重要内容。早在魏延熙元年（公元264年），司马昭任相国执掌朝政时，尚书仆射裴秀便奏行五等爵制，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及县公、大国侯、次国侯、大国伯、次国伯、大国子、次国子、男共八阶，封授勋旧，司马氏党羽“自骑督六百余人皆封”。
其中司马懿弟、魏太傅司马孚食邑万户，地位等同于魏宗室诸王，其余县公食邑1800户，封地75里；大国侯食邑1600户，封地70里；次国侯邑1400户，地方65里，以下爵位每降一阶，食邑户数减200户，封地减去5里，至男爵食邑400户，封地10里。裴秀本人即封为济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户，以高苑县济川墟为侯国”。属次国侯。
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月，晋武帝司马炎刚即帝位，又改革分封制度。鉴于当时人议论以为曹魏宗室诸王力量弱小，使司马氏才得以顺利取代曹魏，晋武帝将其祖司马懿以下宗室子弟均封为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兵千五百人”。
司马炎叔父司马干、司马伦、司马亮分别封为平原王、琅邪王、扶风王，弟司马攸封为齐王，均为大国，司马炎叔祖安平郡王司马孚则超越制度，食邑户数多达4万户。司马炎的弟弟、堂兄弟、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同时封王者达27人。
司马氏创业的勋臣贵戚均加封进爵，为公为侯，封邑达1万户者为大国，5000户者为次国，不满5000户者为下国，大司马石苞、车骑将军陈骞、尚书令裴秀、侍中荀勖、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骠骑将军王沈、司空荀彧、镇北大将军卫瓘均封为公。
泰始元年分封以后，因宗室诸王均留居京城洛阳，未到封国，制度规定的王**队仍未建立。
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司马炎因齐王司马攸声望很高，担心身后将出现皇位继承人之争，想让他到自己的封国去，再次制定分封食邑制度。
司马宗室诸王封国仍分大国、次国、下国三等，而下国亦“制所近县益满万户”，三等王国皆置中尉统领王**队，大国诸王除嫡长子世代继承王爵外，其他儿子均“各以土推恩受封”为公；功臣封公者，封国制度如小国王，亦以中尉领兵，郡侯封国内也可以置1100人的军队。
于是诸王多回到自己的封国中，其因职未归封国者，大国置守土100人，次国80人，下国60人。
晋武帝曾就这一制度询问中书监荀勖的意见，荀勖认为：诸王当时大多担任各地都督，若让他们各归封国，将使西晋控制地方的力量削弱；而且分割郡县，充实封国，将使被移徙的百姓怨声载道；王国置军，也会削弱国家军队的数量。晋武帝根据荀勖的意见，对都督制作了一些调整，使之与分封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详见下述。
晋武帝平定江南后，为了将军权收归中央，下令罢减州郡所领军队，少数边郡虽仍有军队，也被大大削减，诸王**队成为地方主要的武装。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淮南相刘颂又上书，认为诸王封国方圆千里，但军力不足，“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宜令国容少而军容多”，增加王**队数量。
西晋分封制度并未实现晋武帝巩固司马氏政权的初衷，封王们结纳封国内的士族人士，引用在西晋士族制度确立以后难以仕进的寒族士人，形成一个个与中央政权相背离的政治集团，并凭借其王**队争取自己的利益。
晋末八王之乱中，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均凭其“国兵”起事，参与最高权力的争逐。
（3）都督制的定型
西晋沿袭汉魏，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全国统一后，共分19州、173郡，州置刺史，属官有别驾、治中、从事等；郡以太守主事，若为诸王封国所在，则郡称为国，太守则改称内史，属官有主簿、记室、录事等；大县置令、小县置长，下有主簿、录事史等属员。
为了加强中央特别是司马皇室对地方的控制，西晋将曹魏时已采用的都督制进一步制度化。早在司马氏代魏以前，司马氏子弟即已以都督或监军的身份出镇许昌、邺城、长安等战略要地，为司马炎顺利称帝建晋提供了条件。
西晋建立后，曾试图在宗室诸王封国内建立军队，但初无成效，因此都督制得到广泛推行。
宗室诸王及一些功臣被授予都督诸军、监诸军、督诸军等名号，出镇地方，掌一州或数州军事大权。都督若加使持节可以不经禀报朝廷而杀地方二千石以下官员；若为持节则平时可杀无官之人，战时权限同使持节者；假节者可以在战时杀犯军令者。由于都督掌地方军事，州刺史虽拥有将军名号，也只专掌民政。
咸宁三年，晋武帝改定分封制度，遣宗室诸三各归封国。为了解决“诸王已为都督，若遣之国，则阙方任”等问题，按中书监荀勖的意见，“使军国各随方面为都督”，实行“转封”1，即一方面将诸王都督辖区转到其封国所在地区，一方面将诸王的封国转封到其时本人任都督的辖区内。
前者如同年扶风王司马亮改封汝南王，出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伦改封为赵王，督邺城守事，勃海王司马辅改封为太原王，监并州诸军事；后者如东莞王司马乂当时任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遂改封为琅邪王，汝阴王司马骏因当时任镇西大将军、使持节、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遂徙封为扶风王。
诸王封国在其都督区内，使他们得以长期留任，如赵王司马伦坐镇邺城达14年之久。这种诸王封国与其都督区相合的制度在西晋末因政治渐乱，不再严格执行，但都督制本身却并未废除，东晋南北朝各代均加沿用，在东晋成为士族专兵，凌驾皇权的重要手段，南朝各代又借宗室诸王以都督身份出镇地方，来加强皇权，而这种制度在南朝也与西晋末八王之乱一样，成为皇室内部冲突的祸因。
晋惠帝末，由于战乱，州刺史加军号者也得以领兵，置长史、司马等属官，以掾、属分曹主事，西晋末至东晋初，军府掾、属逐渐改称为参军事。
历东晋南北朝，州刺史及一些郡太守例带将军号，设置军府属官，刺史无军号则被习称为单车刺史，于是州既有掌民政，由州刺史从该州人士选任的别驾、治中等僚属，又有由中央尚书吏部任命的长史、司马、参军事等属官，形成州刺史下军事、民政分属不同机构的双轨制。
（4）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
三国魏初，魏文帝曹丕为了抑制浮华朋党之弊，采纳陈群的意见，郡置中正，根据当地士人的品行、才干及家世评定为九品，作为吏部授人任官的依据，由中央官员兼任的中正逐渐影响到吏部的用人权。
司马懿执掌魏政后，又奏置州大中正，中正进一步操纵了士人的入仕途径。到西晋时，九品中的二品（一品从未有人，形同虚设）逐渐取得了作官的优先权，特别受重视，被称为上品，其余各品则被看作是寒士下品。
由于中正之职实际掌握在魏晋禅代之际荣宠不绝的官僚贵族手中，士人品评中品行、才干两项已不被重视，唯计门资定品，家世官爵即所谓“门第”、“阀阅”成为品评的主要依据，上品因此基本上由朝廷显宦子弟把持。
西晋初年刘毅上奏陈述九品有“八损”说：“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与刘毅同时的段灼也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也。”得上品的官僚贵族子弟极易步入仕途，而且升迁迅速，他们一入仕，即可担任尚书郎、秘书郎、著作郎、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等职闲位重的官职，这些官职也由此被称为“清官”、“清职”。
晋武帝初年虽多次下诏征用“寒素”，试图加强皇权对官员选拔的干预，改变寒门下品升进无路的状况，但终难扭转现实。如诗人左思在其《咏史诗》第二首中感叹的那样：“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在灭吴之后颁定的“户调之式”中，不仅允许官员据官品占有土地和人口，而且规定“士人子孙亦如之”1，给予在政治上已享有实际权利的“士人”以经济上占有人口并免除徭役的特权。
这样，汉魏以来政治经济势力不断上升的世家大族终于形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个特权阶层，士族门阀制度因而确立，门阀士族遂成为东晋南朝政治中一种最为活跃的政治势力。
（二）西晋灭吴
晋武帝承父、祖之业建立西晋时，其统治地区包括今天整个黄河流域及西南三省，对凭借长江天险统治江南地区的孙吴政权形成包围之势
由于春秋战国以来，自三皇五帝以下天下一统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而且有秦汉大一统的历史影响，晋武帝和他以后的分裂时代有作为的君主一样，立志要统一天下，混一**，并有九州，创建传之万代的功业，并借此使自己免于“有禅代之美，而功业未著”之讥。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巩固新建立的政权，发展经济，使西晋初年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力量上升，而孙吴在孙皓的残暴统治下，将相离心，国弱民疲，危亡可待。
孙吴立国江南，以江面宽阔、波涛汹涌的数千里长江为其地理屏障。孙权称帝以后，为了依托当时经济最为繁荣的江东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地区的经济作为立国基础，将政治中心从武昌（今湖北鄂城）迁到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以免江东地区的财物逆流运输的不便，并相继在西起建平（今湖北巫山）、东至京口（今江苏镇江市）的长江沿线设立二十多个军事区，设督统领，防御北边的曹魏及西方的蜀汉。
在孙吴长江防线中，以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市）一带的上游地区尤为重要，孙吴时期，吕蒙、陆逊、陆抗等著名将领先后驻守荆州，总管上游军事，以加强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区的防御力量。由于蜀汉被司马氏兼并，并为西晋政权继续统治，孙吴联络蜀汉，共抗曹魏，以保据江南的战略失去效力，荆州地区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孙皓凤凰三年（公元274年），荆州牧陆抗临终上书说：
“西陵（今湖北宜昌市）、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汎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他部，以救倒悬也。..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
并说自己辖下只有数万已衰弱不堪的士兵，请求将荆州军队增加到八万人，但孙皓不以为意。陆抗死后，孙吴内部的官员即已认识到吴亡之势已成。吴丹阳太守沈莹说：“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矣！”
晋武帝即位不久，便开始作灭吴的准备工作，并将孙吴荆州地区作为伐吴的首攻方向。他任命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撤销江北都督，将其军队并归羊祜全权统领，后又听从羊祜的建议，让益州刺吏王濬留任，加龙骧将军，监益州诸军事，暗中修造船舰，为顺流东下灭吴作准备。
羊祜在襄阳坐镇十余年，兴置屯田，整顿武备，与镇守江陵的孙吴大将陆抗对峙，多次招诱孙吴边将叛投西晋。陆抗死后不久，羊祜便向晋武帝提出了灭吴作战的具体计划：“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如此，军不踰时，克可必矣。”1晋武帝对此大为赞同。
咸宁四年（公元278年），羊祜死后，晋武帝又根据他的推荐，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代羊祜主持伐吴大计。当时朝廷重臣太尉、录尚书事贾充等反对进攻孙吴，认为吴有长江之险，南方人善于水战，北方人难以取胜。
咸宁五年十一月，晋武帝力排众议，下诏伐吴，令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伷进军涂中（今安徽全椒）、安东将军王浑进军牛渚（今安徽当涂西北）、建威将军王戎进军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杜预率军进攻江陵、龙骧将军王濬与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水军沿江东下，军士东西各军共二十多万，实施羊祜先前提出的全面进攻、重点突破的战略计划。晋武帝虽逼迫反对出兵的太尉贾充担任大都督，自己却在度支尚书张华的协助下，实际担任起灭吴各军统帅的工作。
晋军来攻，吴丞相张悌虽认识到败局已定，仍勉力率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等三万多人的军队渡江迎战王浑军，结果全军覆没，张悌等三人战死。
晋王濬、唐彬所率八万水军顺流而下，攻克西陵，杜预攻占江陵。次年二月，王濬、唐彬奉晋武帝命令，继续东下，与胡奋、王戎合军攻下夏口、武昌，“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广，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
三月，王濬军逼近建业城下，王浑、司马伷部也渡过长江，从陆路攻向建业。孙皓穷途末路，放弃抵抗，自己将双手绑在胸前，让人抬着棺材，向王濬投降，孙吴统治的扬、荆、交、广四州共43郡313县并入西晋版图。
唐朝诗人刘禹锡凭吊古迹，感叹孙吴灭亡之速，赞赏王濬所建奇功时写到：“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西晋灭吴，结束了汉末以来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全国重新统一。
晋武帝在平吴的次月，改元太康。太康十年中，由于战争状态结束，人心安定，生产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一时间呈现出繁荣景象。但西晋帝国中孕育着各种促使其瓦解的因素，使西晋的统一像一现的昙花，随即凋谢。
（三）统一帝国中的不安定因素
1.薄弱的政治经济基础
西晋继承了秦汉统一帝国奉行的**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皇权为中心，通过行政官吏实施对地方的统治，用强大的军队消灭各种反抗力量，这是秦汉统一帝国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秦汉统治者与其统治的广大百姓之间固然存在尖锐的矛盾，但秦尚吏能、行法治，重功爵，西汉初期一度重用军功贵族，不久便推行察举、征辟制，按统治者的标准将社会上有才干及德行的人纳入统治集团中，并打击豪强兼并，维护社会安定，这使皇权乃至整个帝国政治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特殊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具有相对广泛的政治基础。
自西汉后期，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一批豪族地主，他们逐渐与儒教结合，取得了作官吏的优先权，在东汉时形成了一个集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于一体的世家大族阶层，他们在社会上有极大的影响，东汉帝国由分裂割据的三国政权取代，与这种社会阶层的活动有很大关系。
经过魏晋政权和平递交，在魏晋之际连为高官的一部分世家大族取得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成为门阀士族，他们把持西晋政权，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大部分人也被排挤出上层统治集团之外，更不用说那些躬耕的百姓与贩夫走卒了。
由此，西晋帝国的政治基础远较秦汉统一帝国薄弱。
奉汉统一帝国有维护其统治的政治哲学。秦按法家学说治国，将一切纳入法的轨道，西汉初期，统治者鉴于秦严刑峻法而速亡，崇尚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董仲舒兼采儒家和阴阳家学说，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论述了**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认为上天是世间万物的主宰，皇帝正是接受上天赋予的权力，统治天下百姓。
东汉末年，儒家经学由于沦于繁琐荒诞而彻底衰落，一种代表世家大族的哲学思潮逐渐酝酿成熟。
三国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倡导一种“贵无”的学说，成为魏晋玄学的宗师，他们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以“无”为本源。后在司马氏执政时，嵇康、阮籍因不满司马氏专权，攻击司马氏这个儒学世家标榜的儒教社会伦常及政治制度，亦即所谓“名教”，主张超越名教，崇尚“自然”。
但无论王弼等所贵的“无”，还是嵇康等崇尚的“自然”，都还是世间万物的最高主宰，是万物得以生存的条件，到西晋时，郭象将玄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万事万物并没有一个主宰，而是相互无关独自突然产生的个体，“独化而足”。哲学思想固然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但它毕竟折射着社
会现实。从“贵无”到崇尚“自然”，再到“独化”，我们无疑可以看清魏晋时期形成的门阀士族从要求摆脱**皇权的控制、寻求自身发展，到最后获得政治经济特权，足以靠门地自存的发展历程。因此，西晋时，门阀士族纷纷放弃其汉魏以来世代相传的儒家经学，投入玄学的怀抱，董仲舒为汉帝国潜心构建的那一套实用哲学在现实政治中便失去了效力。
与此相应的是，维护门阀士族家族利益的“礼”与“孝”等观念大受重视，并在现实政治中得到提倡。我们可以看到，西晋灭亡之际，地方豪族往往结坞自保，或举族流亡，当轴权贵也急于备置三窟，不再有两汉末年那样大规模的“勤王”之师，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秦汉帝国以为数众多的自耕小农为赋税徭役的基础，并从中征发维护帝国统一的军队。东汉极盛时，载于国家户籍的民户为969万，人口4915万，而西晋全盛时的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仅有377万户，这些为国家控制的民户中，很大一部分为西晋分封制下王、公们的封地百姓，他们每户要将本应交给封建国家的4斛租中的一半及3匹绵中的1匹交给受封王公。
国家法令还允许官员从一品到九品分别占有50顷到10顷的土地，拥有50户到1户佃客，“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其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2，即这些人均可免除向封建国家承担的徭役。
贵族、官僚们在制度允许范围外，千方百计多占人口，进一步削弱国家的经济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西晋政权又设置叠床架屋的政府机构，为数众多的大小官员均仰赖国家控制的数量不多的民户。
由于“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而亲农者少”，所以在号称繁荣的太康初年便出现“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的窘况。经济基础薄弱使西晋政权只能继续沿用三国魏创立的士家制度，直接控制一部分人口作为兵士来源，并大大削减它在地方的军队。沉重的赋税徭役负担又使一般百姓难以承受暂时的天灾与动乱，遂使西晋末出现封建政府无以遏止的流民，他们成为西晋帝国掘墓人中的一部分。
2.不稳定的江东
西晋在灭掉孙吴后实现全国统一，而孙吴政权仰赖东汉以来江东地区业已成长起来的世家大族作为它的政治基础，他们是孙吴世袭领兵制及复客制的受益者，因而势力进一步膨胀，拥有大片田庄和成群的依附人口。
西晋虽灭掉孙吴政权，却不可能铲除这些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只好“其牧守以下，皆因吴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简易”2。尽管这样，江东地区仍极不稳定，吴
将复兴的政治谣言到处流行。晋武帝因此向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人华谭询问“绥靖新附”的办法，华谭说：“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之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
一句话，要承认江东大族既得利益。晋武帝虽下诏将江东人士陆机、陆云、张翰、周处等召入洛阳，但他们在门阀士族当政的西晋政权中难以施展才干，张翰常思念江东，陆机则委身于成都王司马颖，参与八王之乱，顾荣、戴渊等见西晋政乱，便各归江东，自图发展。西晋虽从军事上实现了统一，却未能从政治上将这种统一巩固下来。
3.日益尖锐的民族问题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西晋时期，承汉魏以来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由于战乱，中原汉族居民大量迁徙死亡，人口成为各种割据势力控制的目标，汉代统一时期居于边境或偏远地区的各少数族也成为掠夺和迁徙的对象，一些少数族也趁内地人口减少之机主动内徙。
曹操击败袁绍后，远征辽东，消灭袁氏残余势力，并将亲附袁氏的三郡乌桓迁到河北，后平定关陇，又将大量氐族人迁到关中各郡，与氐族一样原居于今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地区的羌族人也大量地迁居关中。
东汉初年举国内徙至今内蒙古草原的南匈奴则逐渐南移，曹魏时分为五部，族居于今山西汾水河谷，曹魏及西晋初期，游牧于蒙古草原的众多的匈奴部落受到草原上新兴的鲜卑族的压力，亦纷纷迁到长城以南地区。
在今汾水河谷与匈奴杂处的还有一个自称为匈奴后裔的民族——羯族，不过他们鼻子高耸，眼眶深陷，与源出蒙古人种的匈奴人差别颇大。
特些声明：本文转自《中国魏晋南北朝政治史》
（一）西晋的建立及其政治制度
1.西晋的建立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权臣司马懿发动政变，诛杀执政的曹爽及其党羽，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操纵朝政
他们先后击败了王凌、毋丘俭、诸葛诞等亲魏势力的武装反抗，诛杀与其不合作的朝廷大臣与名士，笼络朝中权贵，任意废立皇帝，并趁蜀汉衰弱之机将其消灭，司马氏的地位日益巩固。魏元帝曹奂延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昭由相国、晋王建天子仪仗，设晋国官属，取代曹魏只是一个时间选择的问题了。
延熙二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其长子、晋国王太子司马炎（公元236—290年）承父、祖遗业，继为相国、晋王。九月，以魏司徒何曾为晋国丞相，镇南将军王沈为御史大夫，中护军贾充为卫将军，议郎裴秀为尚书令，魏只剩下一个名号。十二月，司马炎用曹魏代汉的办法，登坛祭天，受魏“禅让”，取得帝位，封魏帝曹奂为晋陈留王，以晋为国号，改元泰始。
历史上为了把这个以洛阳为都城的政权同随后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的司马氏政权区别开来，因洛阳位于建康西北，称之为西晋。
2.西晋的政治制度
西晋的政治制度上承曹魏，别有创新，有些为东晋南北朝所奉行，深刻地影响了西晋一代及其以后的政治。
（1）三省制度的初步确立
西晋代魏，同曹魏代汉一样，以王朝禅代的方式和平地进行，曹魏时的显贵大都成为新朝的开国元勋。
司马炎称帝后，模仿古代名称，杂采近代制度，同时设置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名号，号称八公，以宠待勋臣贵戚。
其中太尉、司徒、司空虽沿汉魏仍有宰相之称，但除了司徒还拥有掌管州郡中正对士人乡品的品第职权外，与其他五公一样，几乎都是尊宠虚衔。
由于曹爽及司马氏父子先后操纵曹魏政权时，都利用尚书机构发号施令，使汉魏以来权力日益上升的尚书机构在西晋时取得了朝廷大政的决策权。尚书台（省）以尚书令、尚书仆射主掌，西晋初尚书台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度支、屯田六位尚书，后又改置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书，六尚书分掌三十五曹，各曹以郎中负具体责任。
尚书台长官尚书令、尚书仆射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职权上，都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的真正宰相，有时皇帝还特置录尚书一职以委任权宠，全极处理尚书台事务，太常等九卿及地方官员，均奉尚书台命令行事。
曹魏设置的中书省长官中书监、中书令不仅掌管诏令、文书的撰定，而且参议政事，地位、声望都较曹魏时期大为提高。门下省长官侍中、散骑常侍等既保持其在皇帝身边为皇帝提供政策咨询的权力，又获得审查尚书机构上行下达的文案的职权，权力增重，这样，三省基本上取代汉代的三公九卿，成为中央皇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机构
（2）分封制的演变
分封制是西晋政治制度中一个重要内容。早在魏延熙元年（公元264年），司马昭任相国执掌朝政时，尚书仆射裴秀便奏行五等爵制，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及县公、大国侯、次国侯、大国伯、次国伯、大国子、次国子、男共八阶，封授勋旧，司马氏党羽“自骑督六百余人皆封”。
其中司马懿弟、魏太傅司马孚食邑万户，地位等同于魏宗室诸王，其余县公食邑1800户，封地75里；大国侯食邑1600户，封地70里；次国侯邑1400户，地方65里，以下爵位每降一阶，食邑户数减200户，封地减去5里，至男爵食邑400户，封地10里。裴秀本人即封为济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户，以高苑县济川墟为侯国”。属次国侯。
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月，晋武帝司马炎刚即帝位，又改革分封制度。鉴于当时人议论以为曹魏宗室诸王力量弱小，使司马氏才得以顺利取代曹魏，晋武帝将其祖司马懿以下宗室子弟均封为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兵千五百人”。
司马炎叔父司马干、司马伦、司马亮分别封为平原王、琅邪王、扶风王，弟司马攸封为齐王，均为大国，司马炎叔祖安平郡王司马孚则超越制度，食邑户数多达4万户。司马炎的弟弟、堂兄弟、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同时封王者达27人。
司马氏创业的勋臣贵戚均加封进爵，为公为侯，封邑达1万户者为大国，5000户者为次国，不满5000户者为下国，大司马石苞、车骑将军陈骞、尚书令裴秀、侍中荀勖、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骠骑将军王沈、司空荀彧、镇北大将军卫瓘均封为公。
泰始元年分封以后，因宗室诸王均留居京城洛阳，未到封国，制度规定的王**队仍未建立。
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司马炎因齐王司马攸声望很高，担心身后将出现皇位继承人之争，想让他到自己的封国去，再次制定分封食邑制度。
司马宗室诸王封国仍分大国、次国、下国三等，而下国亦“制所近县益满万户”，三等王国皆置中尉统领王**队，大国诸王除嫡长子世代继承王爵外，其他儿子均“各以土推恩受封”为公；功臣封公者，封国制度如小国王，亦以中尉领兵，郡侯封国内也可以置1100人的军队。
于是诸王多回到自己的封国中，其因职未归封国者，大国置守土100人，次国80人，下国60人。
晋武帝曾就这一制度询问中书监荀勖的意见，荀勖认为：诸王当时大多担任各地都督，若让他们各归封国，将使西晋控制地方的力量削弱；而且分割郡县，充实封国，将使被移徙的百姓怨声载道；王国置军，也会削弱国家军队的数量。晋武帝根据荀勖的意见，对都督制作了一些调整，使之与分封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详见下述。
晋武帝平定江南后，为了将军权收归中央，下令罢减州郡所领军队，少数边郡虽仍有军队，也被大大削减，诸王**队成为地方主要的武装。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淮南相刘颂又上书，认为诸王封国方圆千里，但军力不足，“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宜令国容少而军容多”，增加王**队数量。
西晋分封制度并未实现晋武帝巩固司马氏政权的初衷，封王们结纳封国内的士族人士，引用在西晋士族制度确立以后难以仕进的寒族士人，形成一个个与中央政权相背离的政治集团，并凭借其王**队争取自己的利益。
晋末八王之乱中，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均凭其“国兵”起事，参与最高权力的争逐。
（3）都督制的定型
西晋沿袭汉魏，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全国统一后，共分19州、173郡，州置刺史，属官有别驾、治中、从事等；郡以太守主事，若为诸王封国所在，则郡称为国，太守则改称内史，属官有主簿、记室、录事等；大县置令、小县置长，下有主簿、录事史等属员。
为了加强中央特别是司马皇室对地方的控制，西晋将曹魏时已采用的都督制进一步制度化。早在司马氏代魏以前，司马氏子弟即已以都督或监军的身份出镇许昌、邺城、长安等战略要地，为司马炎顺利称帝建晋提供了条件。
西晋建立后，曾试图在宗室诸王封国内建立军队，但初无成效，因此都督制得到广泛推行。
宗室诸王及一些功臣被授予都督诸军、监诸军、督诸军等名号，出镇地方，掌一州或数州军事大权。都督若加使持节可以不经禀报朝廷而杀地方二千石以下官员；若为持节则平时可杀无官之人，战时权限同使持节者；假节者可以在战时杀犯军令者。由于都督掌地方军事，州刺史虽拥有将军名号，也只专掌民政。
咸宁三年，晋武帝改定分封制度，遣宗室诸三各归封国。为了解决“诸王已为都督，若遣之国，则阙方任”等问题，按中书监荀勖的意见，“使军国各随方面为都督”，实行“转封”1，即一方面将诸王都督辖区转到其封国所在地区，一方面将诸王的封国转封到其时本人任都督的辖区内。
前者如同年扶风王司马亮改封汝南王，出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伦改封为赵王，督邺城守事，勃海王司马辅改封为太原王，监并州诸军事；后者如东莞王司马乂当时任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遂改封为琅邪王，汝阴王司马骏因当时任镇西大将军、使持节、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遂徙封为扶风王。
诸王封国在其都督区内，使他们得以长期留任，如赵王司马伦坐镇邺城达14年之久。这种诸王封国与其都督区相合的制度在西晋末因政治渐乱，不再严格执行，但都督制本身却并未废除，东晋南北朝各代均加沿用，在东晋成为士族专兵，凌驾皇权的重要手段，南朝各代又借宗室诸王以都督身份出镇地方，来加强皇权，而这种制度在南朝也与西晋末八王之乱一样，成为皇室内部冲突的祸因。
晋惠帝末，由于战乱，州刺史加军号者也得以领兵，置长史、司马等属官，以掾、属分曹主事，西晋末至东晋初，军府掾、属逐渐改称为参军事。
历东晋南北朝，州刺史及一些郡太守例带将军号，设置军府属官，刺史无军号则被习称为单车刺史，于是州既有掌民政，由州刺史从该州人士选任的别驾、治中等僚属，又有由中央尚书吏部任命的长史、司马、参军事等属官，形成州刺史下军事、民政分属不同机构的双轨制。
（4）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
三国魏初，魏文帝曹丕为了抑制浮华朋党之弊，采纳陈群的意见，郡置中正，根据当地士人的品行、才干及家世评定为九品，作为吏部授人任官的依据，由中央官员兼任的中正逐渐影响到吏部的用人权。
司马懿执掌魏政后，又奏置州大中正，中正进一步操纵了士人的入仕途径。到西晋时，九品中的二品（一品从未有人，形同虚设）逐渐取得了作官的优先权，特别受重视，被称为上品，其余各品则被看作是寒士下品。
由于中正之职实际掌握在魏晋禅代之际荣宠不绝的官僚贵族手中，士人品评中品行、才干两项已不被重视，唯计门资定品，家世官爵即所谓“门第”、“阀阅”成为品评的主要依据，上品因此基本上由朝廷显宦子弟把持。
西晋初年刘毅上奏陈述九品有“八损”说：“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与刘毅同时的段灼也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也。”得上品的官僚贵族子弟极易步入仕途，而且升迁迅速，他们一入仕，即可担任尚书郎、秘书郎、著作郎、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等职闲位重的官职，这些官职也由此被称为“清官”、“清职”。
晋武帝初年虽多次下诏征用“寒素”，试图加强皇权对官员选拔的干预，改变寒门下品升进无路的状况，但终难扭转现实。如诗人左思在其《咏史诗》第二首中感叹的那样：“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在灭吴之后颁定的“户调之式”中，不仅允许官员据官品占有土地和人口，而且规定“士人子孙亦如之”1，给予在政治上已享有实际权利的“士人”以经济上占有人口并免除徭役的特权。
这样，汉魏以来政治经济势力不断上升的世家大族终于形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个特权阶层，士族门阀制度因而确立，门阀士族遂成为东晋南朝政治中一种最为活跃的政治势力。
（二）西晋灭吴
晋武帝承父、祖之业建立西晋时，其统治地区包括今天整个黄河流域及西南三省，对凭借长江天险统治江南地区的孙吴政权形成包围之势
由于春秋战国以来，自三皇五帝以下天下一统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而且有秦汉大一统的历史影响，晋武帝和他以后的分裂时代有作为的君主一样，立志要统一天下，混一**，并有九州，创建传之万代的功业，并借此使自己免于“有禅代之美，而功业未著”之讥。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巩固新建立的政权，发展经济，使西晋初年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力量上升，而孙吴在孙皓的残暴统治下，将相离心，国弱民疲，危亡可待。
孙吴立国江南，以江面宽阔、波涛汹涌的数千里长江为其地理屏障。孙权称帝以后，为了依托当时经济最为繁荣的江东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地区的经济作为立国基础，将政治中心从武昌（今湖北鄂城）迁到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以免江东地区的财物逆流运输的不便，并相继在西起建平（今湖北巫山）、东至京口（今江苏镇江市）的长江沿线设立二十多个军事区，设督统领，防御北边的曹魏及西方的蜀汉。
在孙吴长江防线中，以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市）一带的上游地区尤为重要，孙吴时期，吕蒙、陆逊、陆抗等著名将领先后驻守荆州，总管上游军事，以加强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区的防御力量。由于蜀汉被司马氏兼并，并为西晋政权继续统治，孙吴联络蜀汉，共抗曹魏，以保据江南的战略失去效力，荆州地区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孙皓凤凰三年（公元274年），荆州牧陆抗临终上书说：
“西陵（今湖北宜昌市）、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汎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他部，以救倒悬也。..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
并说自己辖下只有数万已衰弱不堪的士兵，请求将荆州军队增加到八万人，但孙皓不以为意。陆抗死后，孙吴内部的官员即已认识到吴亡之势已成。吴丹阳太守沈莹说：“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矣！”
晋武帝即位不久，便开始作灭吴的准备工作，并将孙吴荆州地区作为伐吴的首攻方向。他任命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撤销江北都督，将其军队并归羊祜全权统领，后又听从羊祜的建议，让益州刺吏王濬留任，加龙骧将军，监益州诸军事，暗中修造船舰，为顺流东下灭吴作准备。
羊祜在襄阳坐镇十余年，兴置屯田，整顿武备，与镇守江陵的孙吴大将陆抗对峙，多次招诱孙吴边将叛投西晋。陆抗死后不久，羊祜便向晋武帝提出了灭吴作战的具体计划：“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如此，军不踰时，克可必矣。”1晋武帝对此大为赞同。
咸宁四年（公元278年），羊祜死后，晋武帝又根据他的推荐，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代羊祜主持伐吴大计。当时朝廷重臣太尉、录尚书事贾充等反对进攻孙吴，认为吴有长江之险，南方人善于水战，北方人难以取胜。
咸宁五年十一月，晋武帝力排众议，下诏伐吴，令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伷进军涂中（今安徽全椒）、安东将军王浑进军牛渚（今安徽当涂西北）、建威将军王戎进军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杜预率军进攻江陵、龙骧将军王濬与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水军沿江东下，军士东西各军共二十多万，实施羊祜先前提出的全面进攻、重点突破的战略计划。晋武帝虽逼迫反对出兵的太尉贾充担任大都督，自己却在度支尚书张华的协助下，实际担任起灭吴各军统帅的工作。
晋军来攻，吴丞相张悌虽认识到败局已定，仍勉力率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等三万多人的军队渡江迎战王浑军，结果全军覆没，张悌等三人战死。
晋王濬、唐彬所率八万水军顺流而下，攻克西陵，杜预攻占江陵。次年二月，王濬、唐彬奉晋武帝命令，继续东下，与胡奋、王戎合军攻下夏口、武昌，“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广，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
三月，王濬军逼近建业城下，王浑、司马伷部也渡过长江，从陆路攻向建业。孙皓穷途末路，放弃抵抗，自己将双手绑在胸前，让人抬着棺材，向王濬投降，孙吴统治的扬、荆、交、广四州共43郡313县并入西晋版图。
唐朝诗人刘禹锡凭吊古迹，感叹孙吴灭亡之速，赞赏王濬所建奇功时写到：“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西晋灭吴，结束了汉末以来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全国重新统一。
晋武帝在平吴的次月，改元太康。太康十年中，由于战争状态结束，人心安定，生产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一时间呈现出繁荣景象。但西晋帝国中孕育着各种促使其瓦解的因素，使西晋的统一像一现的昙花，随即凋谢。
（三）统一帝国中的不安定因素
1.薄弱的政治经济基础
西晋继承了秦汉统一帝国奉行的**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皇权为中心，通过行政官吏实施对地方的统治，用强大的军队消灭各种反抗力量，这是秦汉统一帝国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秦汉统治者与其统治的广大百姓之间固然存在尖锐的矛盾，但秦尚吏能、行法治，重功爵，西汉初期一度重用军功贵族，不久便推行察举、征辟制，按统治者的标准将社会上有才干及德行的人纳入统治集团中，并打击豪强兼并，维护社会安定，这使皇权乃至整个帝国政治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特殊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具有相对广泛的政治基础。
自西汉后期，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一批豪族地主，他们逐渐与儒教结合，取得了作官吏的优先权，在东汉时形成了一个集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于一体的世家大族阶层，他们在社会上有极大的影响，东汉帝国由分裂割据的三国政权取代，与这种社会阶层的活动有很大关系。
经过魏晋政权和平递交，在魏晋之际连为高官的一部分世家大族取得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成为门阀士族，他们把持西晋政权，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大部分人也被排挤出上层统治集团之外，更不用说那些躬耕的百姓与贩夫走卒了。
由此，西晋帝国的政治基础远较秦汉统一帝国薄弱。
奉汉统一帝国有维护其统治的政治哲学。秦按法家学说治国，将一切纳入法的轨道，西汉初期，统治者鉴于秦严刑峻法而速亡，崇尚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董仲舒兼采儒家和阴阳家学说，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论述了**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认为上天是世间万物的主宰，皇帝正是接受上天赋予的权力，统治天下百姓。
东汉末年，儒家经学由于沦于繁琐荒诞而彻底衰落，一种代表世家大族的哲学思潮逐渐酝酿成熟。
三国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倡导一种“贵无”的学说，成为魏晋玄学的宗师，他们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以“无”为本源。后在司马氏执政时，嵇康、阮籍因不满司马氏专权，攻击司马氏这个儒学世家标榜的儒教社会伦常及政治制度，亦即所谓“名教”，主张超越名教，崇尚“自然”。
但无论王弼等所贵的“无”，还是嵇康等崇尚的“自然”，都还是世间万物的最高主宰，是万物得以生存的条件，到西晋时，郭象将玄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万事万物并没有一个主宰，而是相互无关独自突然产生的个体，“独化而足”。哲学思想固然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但它毕竟折射着社
会现实。从“贵无”到崇尚“自然”，再到“独化”，我们无疑可以看清魏晋时期形成的门阀士族从要求摆脱**皇权的控制、寻求自身发展，到最后获得政治经济特权，足以靠门地自存的发展历程。因此，西晋时，门阀士族纷纷放弃其汉魏以来世代相传的儒家经学，投入玄学的怀抱，董仲舒为汉帝国潜心构建的那一套实用哲学在现实政治中便失去了效力。
与此相应的是，维护门阀士族家族利益的“礼”与“孝”等观念大受重视，并在现实政治中得到提倡。我们可以看到，西晋灭亡之际，地方豪族往往结坞自保，或举族流亡，当轴权贵也急于备置三窟，不再有两汉末年那样大规模的“勤王”之师，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秦汉帝国以为数众多的自耕小农为赋税徭役的基础，并从中征发维护帝国统一的军队。东汉极盛时，载于国家户籍的民户为969万，人口4915万，而西晋全盛时的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仅有377万户，这些为国家控制的民户中，很大一部分为西晋分封制下王、公们的封地百姓，他们每户要将本应交给封建国家的4斛租中的一半及3匹绵中的1匹交给受封王公。
国家法令还允许官员从一品到九品分别占有50顷到10顷的土地，拥有50户到1户佃客，“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其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2，即这些人均可免除向封建国家承担的徭役。
贵族、官僚们在制度允许范围外，千方百计多占人口，进一步削弱国家的经济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西晋政权又设置叠床架屋的政府机构，为数众多的大小官员均仰赖国家控制的数量不多的民户。
由于“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而亲农者少”，所以在号称繁荣的太康初年便出现“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的窘况。经济基础薄弱使西晋政权只能继续沿用三国魏创立的士家制度，直接控制一部分人口作为兵士来源，并大大削减它在地方的军队。沉重的赋税徭役负担又使一般百姓难以承受暂时的天灾与动乱，遂使西晋末出现封建政府无以遏止的流民，他们成为西晋帝国掘墓人中的一部分。
2.不稳定的江东
西晋在灭掉孙吴后实现全国统一，而孙吴政权仰赖东汉以来江东地区业已成长起来的世家大族作为它的政治基础，他们是孙吴世袭领兵制及复客制的受益者，因而势力进一步膨胀，拥有大片田庄和成群的依附人口。
西晋虽灭掉孙吴政权，却不可能铲除这些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只好“其牧守以下，皆因吴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简易”2。尽管这样，江东地区仍极不稳定，吴
将复兴的政治谣言到处流行。晋武帝因此向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人华谭询问“绥靖新附”的办法，华谭说：“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之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
一句话，要承认江东大族既得利益。晋武帝虽下诏将江东人士陆机、陆云、张翰、周处等召入洛阳，但他们在门阀士族当政的西晋政权中难以施展才干，张翰常思念江东，陆机则委身于成都王司马颖，参与八王之乱，顾荣、戴渊等见西晋政乱，便各归江东，自图发展。西晋虽从军事上实现了统一，却未能从政治上将这种统一巩固下来。
3.日益尖锐的民族问题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西晋时期，承汉魏以来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由于战乱，中原汉族居民大量迁徙死亡，人口成为各种割据势力控制的目标，汉代统一时期居于边境或偏远地区的各少数族也成为掠夺和迁徙的对象，一些少数族也趁内地人口减少之机主动内徙。
曹操击败袁绍后，远征辽东，消灭袁氏残余势力，并将亲附袁氏的三郡乌桓迁到河北，后平定关陇，又将大量氐族人迁到关中各郡，与氐族一样原居于今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地区的羌族人也大量地迁居关中。
东汉初年举国内徙至今内蒙古草原的南匈奴则逐渐南移，曹魏时分为五部，族居于今山西汾水河谷，曹魏及西晋初期，游牧于蒙古草原的众多的匈奴部落受到草原上新兴的鲜卑族的压力，亦纷纷迁到长城以南地区。
在今汾水河谷与匈奴杂处的还有一个自称为匈奴后裔的民族——羯族，不过他们鼻子高耸，眼眶深陷，与源出蒙古人种的匈奴人差别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