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逖不觉落下眼泪，而后仰天长叹：“眼看就能平定黄河以北，可上天要杀我，上天不佑我晋室江山哪！”

  公元321年晚秋，那个时代最伟大，或许也是唯一的英雄——祖逖病逝于兖州雍丘（今河南省杞县），享年五十六岁。

  很多年前，祖逖曾跟刘琨说过一句话：“真希望赶上天下大乱，那时候豪杰群起，我们一定能携手纵横中原！”

  《晋书》中，史家这样评价说：刘琨年轻时声色犬马，阿附贾谧，想来就是个轻佻之徒；祖逖闻鸡起舞，盼望世事多难，也无非是出于趁乱取功的狂妄心理。没料真到国家沦亡之际，二人却能一改往日浮华，挺身而出，只手擎天驱除鞑虏，终成一代名将，成就千秋万世的英名！

  祖逖死后，弟弟祖约继承其军队的统治权。不过祖约能力不济，仅仅一年光景，他就又被石勒赶回到淮南，将兖州、豫州一带拱手让出。

  祖逖毕生的努力真就这样付诸东流了吗？当然没有，他给后人讲述了一段波澜壮阔、感人肺腑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痴狂妄想是如何变成毕生信念的故事，讲述了一个轻浮少年是如何成长为伟大英雄的故事。

  英雄，懂得战争的目的是拯救，而不是灭亡。

  矛盾升级

  早年，祖逖听说王敦仗着声势威压皇室的时候，放过豪言：“阿黑（王敦小名）若敢对朝廷不恭，我必讨伐之！”

  如今，祖逖死了。

  这段时间，驻军江南重镇武昌，山高皇帝远的东晋最高军事统帅——大将军兼江、扬、荆、湘、交、广六州都督王敦，可以算是整个江南真正意义上的土皇帝。近来，他对司马睿很有意见。

  他主要不是为自己，而是替堂弟王导憋着一肚子气。近两年，司马睿一直不遗余力地提拔心腹臣子来扼制王导的权力。

  司马睿的心腹臣子即是前面提到的两个王导的政敌——刘隗（wi）和刁协。司马睿登基后，任命刘隗为丹阳尹，刁协为尚书令。尚书令就不用多解释了，我们主要讲讲丹阳尹。东晋国都建邺所在的郡是丹阳郡，其地位等同于西晋的京畿地区河南郡。丹阳尹即丹阳太守，与河南尹一样，叫尹而不叫太守，只是为了凸显京畿郡的重要性。丹阳尹刘隗一手控制京畿地区政务，刁协则控制尚书台政务，二人是响当当的实权派。

  刘隗和刁协跟王导闹翻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二人均崇尚法家，主张严刑峻法；王导则号称江东最具分量的和事佬，主张宽松政治，宁可网漏吞舟，也不能苛察执政，平常干得最多的事，就是各种法外开恩送人情。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理念，注定双方不会和睦相处。

  刘隗和刁协既然没法抱王导的大腿，摆在他们面前的路也就差不多绝了，还能找谁当靠山？唯一的选择就只有想压制王导的司马睿。诚然，也可能二人是在王导权力飞速膨胀的过程中，对受压迫的司马睿起了同情心。无论他们是从感情角度出发，主动投怀送抱，还是从利益角度出发，企图押个大宝豪赌一场，总之，他们成了江东集团数一数二的保皇派臣子。

  不过，历史上那些推崇法家者大多性格苛刻狭隘，最有名的就是春秋时期帮助秦国变法的商鞅，他由于得罪太多人，失势后惨遭车裂之刑。而刘隗和刁协也同样有这个性格缺陷，凡事以法为先，不讲人情。与其说这是他们超前的法治理念，莫如说这更符合他们的性格特征——管你皇亲国戚还是豪强权贵，谁犯法就治谁，毫不姑息。正因为这样，绝大多数的同僚都恨不得把他们生吞活剥，更何况，二人跟王导为敌，同僚就算是为了讨好王导，也断不会给二人好脸色看。

  荀藩的儿子荀邃跟刁协是亲家，刁协想让荀邃做吏部尚书，可荀邃为了跟刁协撇清干系，死都不肯答应。

  一次，周在尚书台突发急病，刁协连夜救治，照顾得无微不至，总算把周给救活了。翌日黎明，周的弟弟周嵩闻讯赶到尚书台，他一见到周，就破口大骂：“你怎么跟刁协这佞臣有来往！”周嵩对刁协恨之入骨，其原因当然不像他说得那么冠冕堂皇。原来，周嵩曾因仗势欺人受到过刘隗的弹劾，他本来犯法在先，却把秉公执法的刁协、刘隗称为佞臣，实在有点不讲理。

  江东集团的大小官吏多属士族豪门，平日里少不了欺男霸女。他们无一不是对主张法外开恩的王导感恩戴德，同时也给刘隗和刁协瓷瓷实实扣了顶佞臣的大帽子。凭良心说，二位“佞臣”绝对不会干出中饱私囊、以权谋私这类事。不过，二人能成为司马睿的亲信也并非因为司马睿崇尚法家，而是因为他们与王导对立的政治立场。

  王导在江东人气越足，也就越不招司马睿待见。

  王导心里也很不爽，但依他的性格，绝对不会跟司马睿产生正面冲突，他喜欢低调处理这类棘手事——继续在私下跟同僚拉帮结派，他很清楚，只要同僚挺自己，司马睿肯定拿自己没辙。但这种局面却让王敦忍不下去了。王敦能如此得势，全因为有王导在朝廷里撑腰，他绝不能坐视王导被皇帝挤对不闻不问。

  老弟为人太软弱，还得靠我出马才能解决这糟心事。

  于是，他上了一封言辞激烈的奏疏为王导申冤。奏疏大意如下：“我记得陛下您说过，‘咱们三个（指司马睿、王导、王敦三人）应该成为像管仲和鲍叔牙那样的挚友’，这话我一直铭记于心，也相信昔日的恩情不会随着时间消磨……如今世道荒弊，人心躁动。王导又担负着辅弼重任，难免被佞臣诋毁，如果您听信谗言，肯定会引起臣子疑虑，到那时候可就不好办了……”

  这话毫无疑问是警告司马睿，如果你敢再挤对王导，有可能激发政变。这封具有威胁性质的奏疏，在送达皇宫前却先传到了王导手里。

  王导很愁。

  前面讲过很多关于王导、王敦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彼此做后盾，联手控制东晋军政大权的事迹。然而，王导和王敦并不属于一类人。王敦是权臣，他嚣张跋扈，什么都豁得出去，什么都干得出来。王导也是权臣，他认为人不能什么都豁得出去，什么都干得出来。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王导和王敦的一个小故事。

  一次，王导和王敦到石崇（“金谷二十四友”之一）家赴宴。石崇有个规矩，婢女劝客人喝酒，若客人不喝就要把婢女杀掉。王导为保住婢女的命，把自己灌了个酩酊大醉。王敦则坚持不喝，直至石崇杀了三个婢女都无动于衷。事后王导责备王敦，王敦却道：“他杀自己家人，关咱们什么事？”

  前文曾讲过这故事在《晋书》中的另一个版本，只是石崇变成了王恺。无论石崇（或王恺）劝酒杀婢女是否属实，从中不难看出王导和王敦两兄弟迥异的性格。

  王导只想当一个温和的权臣，凡事都尽量避免采用过激手段。

  “王敦添什么乱？再这么闹，指不定会惹出多大麻烦。”

  他把王敦的奏疏原封不动退了回去，希望能息事宁人。

  然而王敦不依不饶，二度上奏。最终，这封奏疏还是送到了司马睿手里。

  司马睿看毕，脸色煞白，冷汗直流，他不只是生气，更多的是害怕。他心知王敦绝非虚张声势，再跟王导斗气，意义不大，如何克制王敦，才是当务之急。

  插手湘州

  丹阳尹刘隗给司马睿出了个主意：“陛下得挑选些心腹臣子出镇各地，以对王敦形成掣肘。”

  司马睿当然也想，可是，基本上整个江南，包括江州、湘州、荆州早都被王敦控制得死死的，要想插手谈何容易？司马睿只能等，等待契机的出现。

  与此同时，王敦也意识到司马睿对自己的敌意，他开始加大力度往各地渗透势力。

  公元320年夏天，梁州（侨州）刺史周访死了。王敦上奏朝廷，让湘州刺史甘卓转任梁州刺史。甘卓出身江东豪族，这些年历经战争，但非王敦嫡系。王敦此举一石二鸟：一是要削弱甘卓的实力；二是要把真正有价值的湘州刺史之位腾出空，好借机转手给自己人。

  甘卓不是王敦嫡系，同样也不是司马睿嫡系，于是，让甘卓转任梁州刺史的委任状很快获得朝廷的首肯。甘卓离开湘州，屯驻到了荆州襄阳郡，管理临近几个县的梁州侨民。

  湘州刺史的职位一空，王敦的机会就来了，同样，司马睿的机会也来了。

  紧接着，王敦向朝廷推荐自己的心腹幕僚沈充担任湘州刺史。按以往的惯例，这事再简单不过，因为朝廷里有王导撑腰，但凡是王敦推荐的人没有通不过的。可这一次，王敦失算了。

  让沈充担任湘州刺史的委任状久久没有批下来。因为湘州刺史正是司马睿唯一的救命稻草，任凭王导怎么说，他愣是把这事压了下来。他已经有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湘州刺史人选。

  深夜，司马睿召见谯王司马承。这位司马承即是“五马浮渡江”中的其中一马，他是司马懿六弟司马进的孙子，论辈分算是司马睿的族叔，官任左军将军（皇宫禁军中层将领）、散骑常侍。

  司马睿开诚布公道：“王敦有叛乱的苗头，我想让叔父担任湘州刺史来制衡他。”

  司马承想了想，答道：“臣临危受命，不敢推辞！不过，湘州曾因杜弢聚众起义，搞得民生凋敝，臣屈指算来，需要三年整顿军务，如果时间仓促，臣就算拼了老命恐怕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司马睿有点失望，但他还是相信司马承的忠心，遂顶着群臣的压力，于公元320年底正式任命司马承为湘州刺史。不仅如此，他又给司马承加了一磅，让司马承兼任湘州都督。也就是说，司马承一手包揽了湘州军政大权。

  司马承去湘州的路上途经武昌，出于礼节，他得去拜访王敦。